《胡适与罗尔纲经纬录》一书编着者郭存孝曾任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馆长,随罗尔纲先生治太平天国历史及文物之学长达十四年。郭先生编着此书,亦是要将学术之“金针”代代相传,其用心之良苦如此。

胡适尝言:“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:一个是赫胥黎,一个是杜威先生。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,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。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,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,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,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。”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经严复译介,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影响深巨,胡适名中的“适”字即取自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”。而影响胡适治学方法的,却是赫胥黎提出的“不可知论”中所蕴含的怀疑精神,赫胥黎在致友人信中曾说“给我足够的证据,我就相信它”,也就是胡适所谓“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”。

顾颉刚曾盛赞《师门五年记》真挚动人,“又说可作史学方法读”,而将《胡适与罗尔纲经纬录》一书中的《师门五年记》与罗尔纲致胡适信函等作为互文参看,对胡、罗二人的学术传承及治学门径当能管窥一二。

因罗尔纲所着《师门五年记》流播广远,胡适与罗尔纲的师生关系一直为学界所称道。《胡适与罗尔纲经纬录》一书(郭存孝编着,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版)便是围绕胡、罗师生情谊这根红线编撰而成。书分上下两篇,上篇主要收录罗尔纲的《师门五年记》、罗尔纲致胡适信函及其他回忆胡适的文字,下篇为编者所撰文章,纵向梳理胡、罗二人关系,横向铺陈时人与胡、罗的交往及对二人的评价。

永利集团,从这一案例中可以大致见出胡适的考证思路:在广泛地搜集占有相关资料后,通过对勘的方法对可疑资料进行甄别辨伪——或通过旁证用逻辑推理证明其伪,或通过考察史实证明其伪。罗尔纲在胡适指导下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,并以太平天国史为研究方向,其所谓“开步走就不错的”,正是在学术研究之初就用怀疑辨伪的考证方法判别史料真伪,从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《订误》到50年代写成的太平天国史辨伪代表作《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——考伪》,都是谨遵师教。而辨伪只是治学的第一步功夫,“去伪”是为“存真”,欲使立论成立,更需“小心的求证”。胡适考证《醒世姻缘传》的作者“西舟生”就是《聊斋志异》的着者蒲松龄时,就曾请专门研究古典小说掌故的孙楷第帮忙稽考《醒世姻缘传》所记之地理、灾祥和人物,务求论据充分论证扎实。罗尔纲的《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》一文,也是在胡适督促下充分论证、三易其稿乃成。

罗尔纲随侍胡适五年,谨慎勤敏,得胡适真传,开创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局面而成一代宗师。1947年11月19日,罗尔纲在致胡适信中提及邓嗣禹拟撰《近十年来研究太平天国史实之曙光》,邓嗣禹赞誉罗尔纲为带来“曙光”之旭日。罗尔纲在信中说:“敢于怀疑太平天国史料之真或伪,史事之实或虚的,乃学生开其风气。”“学生研究太平天国史能够开步走就不错的,便是荷蒙我师教育出来的,真教学生终生感受师恩不尽。”

罗尔纲随胡适从事的第一项学术研究工作,是遵胡适之旨,将三个版本的《聊斋全集》中的文、诗、词目录整理出来,帮助胡适考证《醒世姻缘传》作者西周生就是蒲松龄这一假设。罗尔纲整理出对目录对照表后,发现其中中华图书馆石印本《聊斋全集》所收262首诗在另外两个版本中未见。后胡适根据蒲松龄所撰《刘氏行实》一文,推论坐实蒲松龄享年76岁而不是86岁,则石印本中《八十述怀》等三首诗明显为伪作。胡适又将唱和诗中的朋友姓名履历的注语来源一一查实,证明“石印本的诗集全是假造的”。胡适将这一研究成果写成《蒲松龄的生年考》一文,并说是他“生平最得意的一篇考证学的小品文字”。

杜威的实用主义主张从人的“经验”出发,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,用事实效果来判定或修正信念,如冯友兰所言:“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它的真理论。它的真理论实际是一种不可知论。它认为,认识来源于经验,人们所能认识的,只限于经验。”实用主义仍是不可知论哲学流派之一,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超越经验的范围,因而要把“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”。杜威在《思维术》一书中,将有系统的思想归纳为五个阶段,其中第五个阶段是“思想者要求证,他把大胆选择的假设,小心地证明出来”,胡适“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”的考据学方法正由此而来。胡适在《考证》一文引文中,将元好问《论诗》诗中的“鸳鸯绣取从君看,不把金针度与人”改成“鸳鸯绣取从君看,要把金针度与人”,正表达了要将金针度人、将治学法门示人的意思。